“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層面提到解決種子問題，這是首次。”常智慧說，我國是草業大國，但同時是草種業弱國——我國商品草種每年的需求量為15萬噸左右，其中40%以上靠進口；種植面積最大的牧草紫花苜蓿，80%以上需要進口；綠化用草坪草種90%以上依靠進口……“種子是草業‘芯片’，是草產業發展‘卡脖子’的關鍵，打好‘翻身仗’對草種業來說意義深遠。”

常智慧認為其深遠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：

“一是難得的戰略機遇，有助于草業全行業乃至全社會轉變觀念，重視草種業發展。”常智慧說，盡管多年來草業行業針對草種做了一些新品種選育和研究工作，政府主管部門也日益重視這一問題，但是由于研究不系統、不深入，新品種選育周期長、推廣難、成果轉化難等種種原因，草業全行業和全社會，包括主管部門、科研院校、行業協會、企業等仍然沒有從“卡脖子”、草業“芯片”的戰略高度認識發展草種業的重要性。

“二是有助于凝聚全社會力量，補齊我國草種業發展短板，打造集育種、營銷、服務于一體的現代草種業。”常智慧認為，要打好‘翻身仗’，應圍繞草業和花卉等關系國家生態安全、畜禽等關系國計民生，同時種業又是對外依存度較高的行業，從國家到地方各級主管部門，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多層次、多領域、多渠道加快草種業發展。

改革開放以來，“我國在草種新品種繁育推廣、種子基地建設、新品種產業化發展等方面發展迅速，但草種業水平仍然不能滿足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、生態文明建設、美麗中國建設和國際競爭等方面的需要，與草業大國的地位不相稱。”常智慧認為，總體上看，目前我國草種業主要存在四大突出問題。

國產草種新品種數量有限：

國產草種是草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，是國家生態文明建設、美麗中國建設戰略實施的基本保障。我國育成國產草種新品種數量少、質量不高，育種技術落后，“無草可用”是目前草產業、農牧業發展的主要瓶頸。

從數量上看，我國自1987年開始進行牧草新品種審定工作，至2019年共審定登記584個新品種，年均育成17.7個。而美國1993年至2019年育成品種3019個，年均育成111.8個，是同期我國育成品種的6.5倍。

從質量上看，我國育成草種新品種大多性狀不穩定，同質化嚴重，抗逆性不強。缺乏優良品性突出、競爭優勢強、響當當的好品種，更缺乏類似超級小麥、雜交水稻等具有世界級水平的優良草種。

國產種子供給不足，草種結構不合理，種子進口依賴度高：

盡管我國草種生產量持續增加，由1989年的2.5萬噸，增加到2018年的8.2萬噸，但是遠遠不能滿足我國草種行業每年15萬噸左右的草種需求量。我國草種子對國外市場的依存度高達40%，且近年來呈不斷上升趨勢。近年來，我國每年進口草種穩定在5萬噸左右。

長期以來，我國草業主要為農牧業的下游產業，其草種選育和生產主要圍繞提高草產量和質量為目標。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成立后，草業功能逐步轉變為生態和美化環境為主，因此現有草種生產結構不合理。我國目前進口草種一半以上是黑麥草，其次是羊茅、紫花苜蓿等，生態草種和草坪草種基本全部依賴進口。

草種業產業化水平低，生產技術不成熟，缺乏草種生產機械：

目前我國草種育種主要是為數不多的科研單位及院校“作坊式”進行，科研項目經費少，育種效率低。草種新品種推廣則由政府部門或農技站等推廣機構負責。生產則由農戶或者小企業進行。可見，草種育種與生產脫節，產業鏈條分割，規模小，草種業產業化水平低。而發達國家草種的研發、推廣、后續服務主要由專門的育種公司或生產企業進行，政府負責引導調控，其產業體系完善，育種目標明確，成果轉化迅速。

種子生產播種、施肥、灌溉及信息化等提高種子產量的關鍵環節技術落后，從土地的選擇，到種子收獲加工，一系列配套技術更是缺乏，種子高產和穩產無法保障。

此外，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用于草種子的收獲機械，種子生產從播種、田間管理到收獲、清選、加工貯運機械也大多由農業機械改裝，機械化、規模化程度低。

草種質量認證和檢測體系不健全，管理制度不完善：

由于銷售環節利潤高，導致草種業重視市場營銷，種子質量、檢驗等關系草種業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環節不受重視，草種質量認證和檢測體系不健全，管理制度不完善。我國現在還沒有專門的草種認證機構，更沒有認證的相關法規、條例或標準。

打好草種業“翻身仗”，必須從“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，加強種子庫建設”入手。

常智慧介紹說，我國草種質資源十分豐富，有草原植物有9700多種，牧草資源 6704種，草坪草資源7500種，是世界上草種質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。中國地形、土壤、氣候條件等復雜多樣，特殊的自然環境及長期的自然選擇，造就了中國草原植物豐富且遺傳資源特性多樣。中國草原上的植物堪稱是抗逆、抗病、優質高產及一些特異性狀的基因寶庫，是遺傳育種的重要素材。

目前我國已建立了1個草種質資源保存中心庫，2個備份庫，17個種質資源圃，組成了國家級草種質資源保存利用體系。截至2018年，已整理和入庫保存草種質資源4.7萬余份，其中98%以種子形式低溫保存，禾本科占54%、豆科占33%。

“盡管如此，我國草種質資源保護與利用形勢依然嚴峻。近年來由于草原開墾、草原野生植物資源的濫采亂挖、外來生物入侵、草原退化等問題，導致種質資源面臨喪失風險加大、開發利用不足等問題。”常智慧說。

他建議，主管部門應以此為契機，將推動草種業創新發展寫入行業“十四五”規劃，組織力量開展全國性草種種質資源普查、鑒定、保護與評價，在摸清家底基礎上，進行優良品種選育。選育出一批優良品性突出、競爭優勢強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品種，從根本上改變草業發展被“卡脖子”局面，掌握產業發展的主動權。同時應進一步加大草種種質資源收集、保存力度，加強草種子資源庫建設，合理布局，擴大數量，構建多層次收集保護、多元化開發利用和多渠道政策支持的新格局，為草業科技原始創新與現代草種業的長久發展奠定堅實基礎。

常智慧介紹說，近年來，我國種業基本建成“國家隊”與民營企業“雙輪驅動”的現代種業科技創新體系——基礎性公益性研究以科研院校為主體，技術創新以企業為主體。就草種業而言，育種主要由少數科研單位及院校進行，推廣則主要是政府部門或農技站負責，生產銷售由企業負責，未形成集育種、營銷、服務于一體的草種產業化發展格局。

他進一步解釋說，在現階段，我國民營草種企業多以草種貿易為主，基本沒有自己的育種基地，沒有研發團隊或其力量很弱，鮮有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育成品種。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，草種業從新品種選育、擴繁，到種子收獲、加工、銷售服務等，每個環節都離不開企業的參與，所以充分調動民營草種企業的積極性是必要的。以企業為主體來創新，才能使科研與生產實際緊密結合，最終形成成果轉化迅速、產業鏈條完整的草種業產業體系。

常智慧提出，政府可以采取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加大對民營草種企業的支持力度。例如：通過提供貼息貸款，降低草種子生產經營企業融資成本。加大草種良種、生產田租金和生產資料補貼力度。通過保險公司為草種子生產提供保險服務。構建草種運輸現代物流體系并開通“綠色通道”，降低運輸成本等。